屋漏偏逢连夜雨缅甸基层百姓生活有多难

疫情肆虐，政局动荡。本报记者力图用文字记录在疫情大流行下，社会局势怎样冲击着在夹缝中生存的普通人，又怎样改变了人们的生活，人们如何在“双重困境”中自处，在绝望中找寻希望。

繁忙的空壳

6月24日，依旧是晴朗多云的一天，阳光和煦的上午，昨夜的风尚未平定，普暗下的路灯仍在发散着昏黄的光，细看时，却是晨曦折射。但没有太多人会在意这些。

曼德勒路边的茶铺人满为患，呼喊声此起彼伏，嘈杂的空气中布满茶香和油烟味。隔壁桌的男人们似乎骑行归来，安全帽尚未摘下，已在商量着下次的路线；女人们议论着市场菜价；一桌年轻人则在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疫情……

“家人都劝我别出门了，咱以后还是少出来吃。”一名小伙自嘲说。

如今，缅甸动荡已过百日，情势仍不甚明朗，街头的抗议者逐渐减少，但冲突时有发生。更令人揪心的是，疫情再次来临。“内忧外患”接踵而至，没有人能说清楚，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。

据了解，自2021年5月底以来，卫生和体育部（MOHS）所发布的新冠肺炎病例一直在激增，截至6月27日晚8点，全国累计确诊已达153160例，死亡3297例。专家称，自缅甸动荡以来，局势的紧张和社会的混乱导致国内防疫松懈。由于感染上升，卫生和体育部于6月22日通过视频紧急召开了预防和遏制新冠疫情的协调会议，帮助各省邦防疫。

但，疫情之下，民众生活却异常平静，马路、菜市场、超市、街道仍行人依旧，车一辆又一辆的呼啸而过，人们就像货物一样被来回装卸，整个城市犹如一个繁忙的空壳。几乎所有人都在奔忙，骑摩托的上班族、扛麻袋的农民工、开卡车的办货商，生活似乎艰难得让每人都抬不起头来。

“把生活混过了”

“怎么涨这么贵？”

“你以前来这吃过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为啥说我涨价了？”

老餐厅位于曼德勒老车站隔壁，由一对华人夫妻经营，小小的餐馆几经开业和停业的轮回后，如今再次开门，员工辞退了一半，只有一名厨师和三名服务员来回地忙碌着。

考虑到附近居民的消费水平，店里的炒饭起价只敢卖2,500缅币。大米、油、猪肉等原材料全在涨，老板娘叫苦不迭。

“连餐馆用的燃气罐，这个月又涨了三四千。”因为通胀关系，老板娘最近心情复杂。“不涨价吧，生意难做，涨价吧，熟客吃不消，说到底，是想涨也不敢涨，吃饭的都是些司机和打工人，大家都困难。”

以往的曼德勒老车站人声鼎沸，熙熙攘攘，一到傍晚，游客和司机都会来这家小餐馆点下几盘下酒菜，再喝上一杯冰啤酒，一来二去，店里也有了常客。据老板娘透露，以前，店里生意特别好，一天收入能达到70万缅币。

“现在却只出不进。三月重新营业时，除去买食材和日常开销，餐厅一天只进4万块，少得可怜，连员工工资都应付不了，”老板娘坐在柜台前翻着手里账簿，“最近好一些，当初丈夫一度反对我开店，但我想，能开一天是一天，有收入总比没收入好。”

没人能想到，这一年会发生那么多事，一场疫情，一场动荡，人们被裹挟着向前，许多餐厅被迫改变经营方式，才勉强扛过，重开后，摆在面前的是：高租金、低客量、食材涨价。

“昨天我的常客还来吃饭了，他说自己是专门从大车站过来的，”老板娘一边确认外卖订单，一边想象着接下来的日子，“把生活混过了，还能熬一熬，但未来始终是说不准……”。

“我需要养活我的家人”

过去一年多来，她只能通过手机看到6岁的儿子。

42岁的保姆温茉（Win Moe）来自实皆省，婚后一年，丈夫丧生于一场意外，她成为家中唯一的顶梁柱，生活窘迫，不得已的她只能外出打工，家中留下了年迈的父亲与6岁的儿子。

她每天都在厨房里忙活，在院子里浇花，在家里打扫，偶尔在傍晚休息时，会通过视频逗儿子，发出阵阵笑声。一直以来，她都为供职的人家带来了干净整洁的环境，但很少回家。

去年到今年，她只回了两趟，第一次是一年前，当时正值泼水节封城，她向主人家提出要回一趟，儿子想她了，她想回家看看。当被问到什么时候再回来时，她说不清楚，但主人家还是同意了，前提是无薪休假。

过了两个月，她给主家打电话说，“我想回来了。”主家似乎心领神会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淡淡地一句“回来吧”。这一待，就是半年，期间她偶尔也请假回去看看孩子，但一般两天后就会回来。

一直以来，随着生活节奏不断变快，缅甸家政服务业的普及和发展给仰光、曼德勒等城市带来了极大的便利，也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。不少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的角落安家，男人通常做厨师、保安，女人则做保洁或家政。

曼德勒有很多像温茉一样的人。对庞大的一线城市中产阶级来说，他们是很便宜的帮工。每月30万缅币（折合人民币1,177元）就可以雇到一个保姆、厨子或清洁工。

和中国一些只在春节时才返乡的农民工不同，缅甸的农民工外出务工有很强的季节性，农忙时可返回村里，农闲时再返回大城市。即使是温茉这样的跨省劳工，每年也会有两三次请假回家的机会。但疫情和政局打破了这种生活。身处社会的最底层，他们没有太多选择的权利，要么回到村里无所事事；要么与家人分隔两地，持续打工寄钱。

“我想我的儿子，但回了家，就拿不到钱”。温茉说，“我需要养活家人，这样他们才不会挨饿。”

“能过一天是一天”

白天，曼德勒街头再次传出久违的叫卖声。一声，一声，此起彼伏，搅动着初夏的躁动，让人脸颊不由的泛起微微红晕。

小贩们早上带着豆子和变面包、下午带着甜咸味小吃、傍晚带着烧烤肉串，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，为城市提供便利同时，也在凭一己之力养活全家。

就在现在，曼德勒的街道上，许多简陋的小摊零零散散地停在路旁。一位中年妇女戴着口罩，特意选了几个居民区交汇的中间位置，桌上摆了几碟简单的小菜和一大桶热腾腾的米饭。

“前几个月怎么敢摆摊啊？”在她看来，这条路十分危险，死的死、伤的伤，出来摆摊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卷进去。

“现在，收入还说不准，但起码能吃饱饭。”她是这个月才开始重新摆摊的，价格比其它小摊便宜，“常客暂时没有，基本上都是路人和上班的人来吃。”

“之前一点收入没有，家里的食物都是按天算着买，要么少吃，要么饿肚子。”她幽幽地看着眼前空荡荡的桌子苦笑道，“现在只能这样摆摊，别无他法，过一天是一天吧。”

目前，不少本就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家庭，随着社会不稳，面临着收入来源的完全断绝或损失。物价飞涨，许多小商贩表示，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收入了。

据联合国报告称，截至2020年年底，由于新冠大流行，缅甸83%的家庭平均收入减少了近一半。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增加了11%。随着2月1日以来的人权危机加剧，局势进一步恶化，据预测，缅甸的贫困率上升了12个百分点。

不仅是一条街，一座城市。随着生活的推进，依赖于人流生存的街头摊贩们正在努力回归生活的轨道。尽管作为缅甸经济版图中最基层的市场主体，但他们的身份依然难以定义，甚至无法准确摸清他们的数量。他们没有工商局注册信息，无法称之为“个体工商户”。

有评论称，因为身份特殊，他们距离政策关怀更远，缺乏各类注册、纳税信息，目前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帮扶政策，都难以渗透到这个社会最基层、最微小的经济主体中。他们站在政策援助的聚光灯之外，默然于灰暗之中。

生活在“角落”的人们

“我对于这次的政局变化，并没有太多感觉”，卖水果的小贩说。

“我更关心的是当下生活，我们家吃不饱、生病没钱看医生。”小贩表示，他每天仅挣5,000缅币，只能维持收支平衡所需的一半。此前政府捐赠的大米和食油都已吃完，不得不依靠孩子和兄弟姐妹们的帮助维持，尽管难以确定能维持多久。

“有时我真的很想吃肉，但我负担不起”，一名母亲一边拿着纸板驱赶苍蝇，一边哄着怀里渐渐入睡的婴儿。“我会因缺钱而沮丧，奶水不够，孩子吃不饱，一直哭”。

“我觉得挺委屈的，卖的比别人便宜，可价格一涨，都没人敢来买。现在，进价2,800缅币一拽的鸡蛋只能卖到3,000，贵了，又有什么办法呢。”一位卖鸡蛋的商贩说，偶尔遇到一些说话不客气的客人，听着心里着急，连脾气都变得不好了。

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四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，"持续的政治危机将进一步加剧疫情对缅甸社会经济的影响，人民的收入减少。"

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，根据该组织预测的最坏情况，到2022年，48.2%的缅甸民众(约2600万人)将生活在贫困之中，而2017年这一比例仅为24.8%。该机构将2017年缅甸国家的贫困线，定为每天生活在1590缅元(1美元)以下的人。

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说，这场政治危机可能对小企业造成严重影响，导致工资亏损，食品、基本服务和社会保障的供应减少。市场、商店和杂货店普遍关闭，使获得食物的机会有限，对最脆弱的家庭来说尤其如此。

在缅甸，有粮食的地方，价格都在上涨，特别是大米、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已平均上涨了10%至15%，并仍在持续，此等形势将加剧最贫弱家庭的粮食安全状况。许多家庭连基本食物都买不起，更不用说其它营养丰富的食品。这将使营养脆弱的群体，特别是幼儿、青少年和育龄妇女面临更大的营养不良风险。

2月1日后，由联合国项目厅管理的生计与粮食安全基金(LIFT)曾发出警告，“随着政治危机持续展开，在疫情爆发前就已在边缘生存的家庭，加之现在的生活越来越不安全，他们面临着重重困难，完全没有收入或收入减少；面对食品价格飞涨，他们获得食物的机会有限；同时也很难获得正规的卫生服务。”

6月24日，依旧是晴朗多云的一天，阳光和煦的上午，昨夜的风尚未平定，普暗下的路灯仍在发散着昏黄的光，细看时，却是晨曦折射。但没有太多人会在意这些。